第三百六十章 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存在的（2/5）

在斯密之后的100多年时间里，西方国家一直都是奉行不干预市场的政策，但市场并未如斯密预言的那样，能够“自动出清”，而是每隔十几年就出现一次由于供给与需求严重脱节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对市场进行强制出清。

到上世纪20年代末，西方世界爆发了规模空前的29-33大危机，重挫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在危机过后，鼓吹政府干预市场的凯恩斯学派占据上风，斯密教条被抛弃。西方国家普遍推行了赤字财政政策，由政府出面刺激市场的有效需求，以维持市场繁荣。

凯恩斯学派红火了半个世纪左右。到上世纪70年代，西方世界出现了既不繁荣也不萧条的长期滞胀。经济学家经过研究，认为这是凯恩斯经济学带来的问题，经济过多地依赖赤字预算续命，相当于一个病人长期吃补药维持生命，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补成了一个虚弱的胖子。

经济学家痛定思痛，决定抛弃凯恩斯，重新供奉起老祖宗斯密，从而产生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过去这十几年，正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闹腾得最凶的时候，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圈子自然也不能免俗。做学术交流的时候，你不能飚出几句斯密语录，都不好意思自称是搞经济学的。

梁子乐的本科和硕士都是在美国读的，说起这套理论，自然更是头头是道了。

王梓杰说：“小梁说得对，守夜人政府这种观念，现在在国际学术界是共识，在国内学术圈也是倍受推崇的。说真的，如果不是被唐子风这厮裹胁了，我也想投到新自由主义的门下去，申请课题、评奖之类的，都容易多了。”

他话归这样说，心里却不是这样想的。他做学问的方向，很大程度是受唐子风影响的，这使他的学术观点与目前占据主流的自由派观点大不相同。而也正因为他独树一帜，许多观点契合了政府的管理实践，才使他在各个政府部门受到广泛的欢迎。

那些自由派学者，看上去挺风光，但政府官员谈起他们的时候，都很鄙夷，认为他们不接地气，他们提出的政策建议，在现实中根本就不可行。

王梓杰能够得到政府官员们的认同，申请课题和评奖的机会其实是更多的。他带的研究生毕业后想到政府机关工作，也比其他导师的学生更容易。